广州经制钱银铤

经制钱，是因为宣和末年陈亨伯任发运使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宋钦宗靖康初（公元1126年）废，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在扬州，各地贡赋不能按期运到，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人上奏：“陈享伯因东南发生战事，曾经设置经制司，收取一定的添酒钱及增加一分的税钱，还有头子钱、卖契钱等，虽然敛收的都是小钱，但是积累起来就很多了。后来又担任河北转运使，在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等地实行，一年得钱将近二百万缗。现在如果推行到各路州军，一年的收入有数百万之多。现在边境上的事还没有停息，如果不这样做，等遇到危急情况时，必然会导致暴敛。与其仓促之间敛取，不如从平常细微的征收中积累。此所谓辗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以助军费。”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每贯增收二十文）、官员等请奉头子钱（每贯收二十三文，续有增加，后固定为五十六文）、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令两浙、江东、江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各路征收充作经制钱，由御史总领，通判征收，每季末上缴。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求以总制司为名，又因为经制钱的数额增加便分开称为总制钱，总制钱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