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盐法，大抵沿袭明代的制度而有所增减。内蒙古、新疆有许多地区产盐，而内地的十一个产盐区，对国家经济尤其有利。这十一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西，曰甘肃。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所产食盐为海盐。四川、云南所产食盐为井盐。河东、陕甘所产食盐为池盐。

其生产方法，海盐系煎制而成或晒制而成，池盐都是晒制而成，井盐都是煎制而成。论质量和味道，则海盐最好，池盐和井盐次之。海盐之中，在滩上晒制的食盐最好，在木板上晒制的次之，煎制的又次之。论成本，则晒制的食盐成本最少，用芦草煎制的食盐次之，煤火煎制的食盐又次之，用木材煎制食盐则成本更重。

清代食盐的收集、承运和销售办法有：官督官销、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其中只有官督商销推行广持续时间长。盐商分为两种，一为场商，主管收购食言；一为运商，主管贩运食盐。总揽一切的称为总商，主管散商交纳盐课的事务。

商人购买食盐，必须请盐运司发给支单，也称照单、限单、皮票，持此单据到盐场购盐。得到食盐后就贮存在官府管辖的地方，奉天称为仓，长芦称为坨（即露天盐堆）。没有经过检查的称为生盐，已经检查完毕的称为熟盐，熟盐才可以向外发售。两淮总栈开始由商人主管，以后改为官栈。四川将销往贵州、云南的食盐称为边岸，在本省以及湖北销售的称为计岸，在潼川州销售的称为潼岸。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其中行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合地点。行销河南的，以会兴镇为汇合地点。山西则是蒲盐、解盐，在安邑、运城立岸，而泽州、潞州等处也设立分岸。

大抵食盐销售地区除畅岸外还有滞地（盐商贩运食盐容易脱手的地区称为“畅岸”，容易发生积压的地区称为“滞地”），政府采用或者宽延期限、或者减少盐引、或者停止运输，或者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等办法进行调整。

盐引中有大引和小引之分，大引制度沿袭于明朝，大引购买食盐多的可以达到二千几百斤。小引制度将明朝通行的盐引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十。有正引、改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在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盐引和盐票有区别，盐引商人有专卖食盐的地域，称为“引地”。这是盐商最初花费巨资所购买，并世代继承，称为“引窝”。后来有的盐商将盐引卖给承运者，买单称为“窝单”，价格称为“窝价”。而盐票没有固定的专卖区域，却有一定的价格规定。在道光、咸丰年间，两淮地区每张盐票仅为五百两白银，之后官商竞买，至光绪年间，每张高达一万两白银以上。另外盐引根据引地广狭大小确定出售价格，而盐票如在同一地区销售食盐，价格相同。嘉庆以前，盐引多盐票少，之后则盐引少盐票多，这也是时局变化而造成的结果。

盐税分为两类：一为场课，一为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之分。

在长芦地区盐务，自顺治初年，只征收盐课二十万二千多两。康熙时期，又增加盐课和盐引，于是达到四十二万六千多两。乾隆以来征收正税与杂税总共七十多万两，乾隆后期，因逐年无法完成盐课上缴，众多官员被革职，于是众盐商公议，除了完纳盐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称为“参课”。嘉庆十四年，治理南河，每斤盐加价二文，称为河工加价。道光年间，历年盐价都有所增加，官盐价格较贵，私盐贩卖兴起，至道光二十八年，盐引停滞不销，于是盐价每斤减少制钱二文，每引重量增加一百五十斤，安抚盐商。道光末年，盐课数额愈加沉重，亏欠盐课增多，于是又增加“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但是仍然不足。

在奉天地区盐务，由纳税改为发行盐引，自康熙年间停止，没有缴纳盐课的时间长达一百七十余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请实行榷厘法，每一榷盐征收一千文东钱，作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奏请增加为二千四百文，光绪八年，将军崇绮又奏请再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四八盐厘”，作为练兵之款。光绪十七年，户部筹措饷银又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二四盐厘”，这时上交户部之款。光绪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又增加一千二百文，称为“一二盐厘”，这是兴办学校之款。上述三项银款总称为“八四盐厘”。光绪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求在奉天设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设立分局，听任盐商纳税到盐滩运销。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设立行省，总都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开始实行官运。奉天盐场起初征收课银二十四万或者四十万两不等，等到赵尔巽任东三省总都时，征收盐课达到一百万两，其后达到一百四十万两。

在山东地区盐务，乾隆以来征收的盐引盐票正课税收为白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多两，杂款共计十万一千八百余两。嘉庆十四年，大规模治理黄河，每斤食盐加价二文，十七年，有讨论每斤加价一文，一半归盐商，一半弥补盐商亏欠。道光五年，整修围堰每斤盐加价二文。当时银价日益昂贵，盐商亏损严重，临朐等九个州县的票商不能运营后，改为官运。道光十七年，盐务归巡抚管理，加价二文，二十七年，盐引地区加价二文，盐票地区加价一文。第二年，各口岸盐引积压，商人新旧盐税积欠达八百多万两，道光十五年以后所欠的正杂课税又有九十多万两，十九年以后积欠的白银达八十多万两，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盐税还没有上报。于是皇上准奏将两年应该上报的盐税免其造册上报，盐引停止运销，积欠的盐税停止征收。自道光二十九年开始，改为先缴纳盐税再购买食盐，无论官运商运每引增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少一钱，道光十八年每斤加价二文减少为一文，以方便百姓食盐。

在两淮地区盐务，咸丰三年因为长江运路受阻，淮南盐没有盐商收购，私人贩卖成风，户部决定命令在盐场征收盐税。当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因为两淮盐引无法到达，奏请借运四川、广东两省的盐分别在太湖南北地区销售，江西则用福建、浙江、广东的盐。户部商议决定官府借运变为官运，四川、广东之盐进入湖北，商民均允许贩卖，选择地方堵住关隘抽取厘税，缴税后便給照放行。淮北食盐被军营提取充作军饷后，遂被军人垄断，其中私自夹带弊端严重。同治三年，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并将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全部采纳，并加以推行。曾国藩设立总栈和督销局，主张整船销卖，一是为了保护食盐场价，一是为了保护食盐售价。不久，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继任两江总督后，将认领的盐引之事归属督销局，使盐商售出前档食盐后，可以立即接售后档的盐引，这个办法最初实行于淮南，以后淮北也开始实行。光绪八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奏请增加盐引，淮北增加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两千。户部商议后同意增加，但是鄂岸仅增加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多引。到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后，又将淮北增加的盐引奏请减免。

在浙江地区盐务，自道光元年裁撤巡盐御史后，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道光六年，销运食盐的数量达到额定运输的数量，库存白银达一百二十八万两。自道光七年到十年又出现短销，库存白银仅有十一万两，这是由于巡抚程含章奏请提高余盐价格，盐贵引起滞销所致。道光二十九年，再次出现短销，仅销售五六成。于是奏请将各地停歇的盐场招盐商承办，并酌情增加食盐产量。

在福建地区盐务，乾隆时期，福建西路的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所管辖的十五个州县，东路福宁府所管辖的五个州县，南路的闽、侯二县的食盐，都归商办，称为“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所管辖的二十一个厅州县的食盐，都归官办，称为“官帮”，也称为“县澳官帮”，承包给商人办理，称为“朴户”。以后均匀配给西路的各盐商代销，于是有了“代额”之称。嘉庆初年，推行带征与减引法，不久革除代额，盐商相继倒闭。道光元年，听任海船装运食盐，私相买卖称为“便海”，流弊更多。乾隆至嘉庆年间，盐商亏损日益严重，盐法变坏。同治四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奏请改为票运，用盐道票代替盐引，称为“贩单”。并裁剪杂课，令正课一两加收耗银一钱，在领取盐票时交纳。另外抽取盐厘五钱，在各销售地设局抽收。总计西路每引征收白银四两五钱多一点，东、南路每引征收四钱四分多一点，因西路盐税沉重，奏请每征收一两盐课减免所征收的盐厘四钱。这一年征收盐课盐耗盐厘白银共四十多万两，附带征收以前所欠盐课十九多万两，即以四十万两定为正额。这个办法推行了数年，盐商欢喜，私人贩卖食盐的情况逐渐消失。

在广东地区盐务，所办理的羡银很多。粤盐到达广西省后，每包盐多出十多斤，以后又增加购买余盐一万包，发往盐埠运销，按照九折较羡，称为“秤头盐羡”，约有二万七千多两；庆远等五府苗族居住地区食盐没有引额，都是捆运余盐，交于附近盐埠代销，称为“土司盐羡”，约有五千多两；海船运输食盐，灶户要补给船户损耗，运到交官之后所余者由政府代为收买，发给盐商运销，称为“花红盐羡”，约有四千多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战争发生，广西的淮盐没有销路，而广东盐课还能征收到十之八九。

在四川地区盐务，开始以潼川府的射洪、蓬溪产盐最为旺盛，嘉定府的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的富顺次之。以后，射洪、蓬溪产盐反而不如犍为、乐山、富顺、荣县。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落歇业，当时担任盐茶道的官员林俊，允许百姓开凿盐井，不增加盐税，四川食盐才又开始兴旺起来。只有潼川费用高昂，致使亏欠盐税银七万两。这才讨论与犍为盐商合作办理盐行，以十二年为限，持续合作了三次。期满后，盐厂食盐产量愈加减少，每年仅能完成正课，羡截银无法完纳。“羡”即羡余银。所谓“截”，指截角银，是在缴课截脚时缴纳的银两。当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射洪、盐亭、平武、江油等三十一个州县，因为食盐滞销，盐商倒闭，盐岸不实，百姓在附近盐场购买食盐，正杂课银都归入地丁摊派征收。

四川食盐起初以云南、贵州作为边岸，分别为滇岸和黔岸，而黔岸又分为四路，由永宁往下称为“永岸”，由合江运抵贵州的仁怀称为“仁岸”，由涪州往下称为“涪岸”，由綦江往下称为“綦岸”。在本省及湖北销售的称为“计岸”，潼川州销售的称为“潼岸”。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其中行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合地点。行销河南的，以会兴镇作为汇合地点。山西则是蒲盐、解盐，在安邑、运城立岸，而泽州、潞州等处也都设立分岸。光绪初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规定官运商销，先从黔岸做起，筹划了十五条章程，在泸州设立总局，四个口岸分别设立分局，任命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唐炯接办岸，川盐行销云南，只有昭通、东川两府设立张窝、南广两局，称为“大滇边”、“小滇边”。

在云南地区盐务，在改革章程以后，私盐特别多，各个盐井经常出现缺额。云南东北地区食用四川盐，东南地区食用广东盐，很难如期缴纳盐税。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奏请根据稽查盐井产盐多少，确定行销地点。御史廖敦行又奏称划分地区行销食盐，不如在大盐井周围广泛寻找小盐井，又称子井。皇帝命令新任总督阮元试行这一办法。其后各大盐井造淹废弃，依赖子井食盐加以调剂补充，云南盐务才又得到振兴。

在河东地区盐务，自嘉庆十四年大规模修治黄河，每斤加价一文，比乾隆时期的盐课数额已增加到十六万多两。嘉庆十七年加入吉兰泰盐池活引的盐税，又增加了六万多两。河东盐向来侵蚀淮盐销售地区，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行票盐，反而又侵入河东销售地区，河东盐商受困。于是将活引减少一半，河工加价盐减少二成，由招商变为指定签伤，盐商不胜其苦，纷纷破产。咸丰二年，命令户部侍郎王庆云前往调查后，决定留商行票，分别设立总岸，发给盐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多两，以及运城商厅所摊派公费七万多两，酌情增加每引食盐的斤数，总计每引食盐成本仅为一两六钱，盐商高兴，愿意将活引的一半以及加价的二成完纳。不久，九十多家殷实的盐商因为军事所需，共捐白银三百万两，朝廷发给他们永远免除充当签商的执照，改为民运民销。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来由布政使征收。到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因为在西部边陲用兵，改盐课为盐厘，在定边设局抽收盐厘，称为“花定盐厘”，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肃省。

蒙古地区的食盐向来归藩部管理，其中在陕西、甘肃销售的，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主，俗称“红盐”，道光以前，听任百姓运销。咸丰八年，开始招商承运，每一百斤征收八两白银。同治年间，遭遇回民暴乱，盐商盐课拖欠，左宗棠改盐课为盐厘，每斤食盐加收制钱五文。嘉庆初年，阿拉善王献出吉兰泰盐池，由官府招商办理运销，将长城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管辖的地区，向来食土盐的各个州县，划为吉兰泰池盐销售区，嘉庆十七年废除。凡进入长城口内的食盐，在杀虎口征收盐税，每斤缴纳一分五厘。蒙古盐除吉兰泰池盐外，还有三种：鄂尔多斯旗盐；苏尼特旗盐，俗称“白盐”；乌珠穆沁旗盐，俗称“青盐”。

新疆地区的食盐向来由百姓运销，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开始对精河盐池征税一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征收五千一百两，鄯善征收二千四百两，其余的盐池不征盐税。

至于政府在食盐方面的收入，道光年间以前，只有盐课（盐正税）。道光皇帝将盐法改为票盐法，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于各场适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道光十三年，乃一律改票，复依原额引征一两五分一厘，加上其他费用，定银二两五分一厘。

票盐法的实行，改变了原来盐引被盐商垄断的局面，以票代引，只要纳税，允许领票经销，降低盐价，促进了食盐的销售，销量加大，同时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在盐税制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到咸丰年间，国家用兵，为筹措军饷，开始征收盐厘。盐厘分为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曰：“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厘，创始于两淮南北，数额沉重，自曾国藩整顿盐政以后才稍有减少。咸丰五年，规定对花盐每引一万斤抽取盐厘银八两，后因商贩私自将一引盐增至一万七千斤，四川总督骆秉章凑请根据所增加的斤数，每引加抽盐厘银十七两，合计每引盐正厘银达二十五两，此后，各省都加抽盐厘银。

顺治初年，发行盐引一百七十万引，征收课税银五十六万两，其后统一全国，盐引发行量逐渐增加，而盐课税收也日益增多。乾隆十八年，总计征收课税银七百零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嘉庆五年，为六百零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道光二十七年，为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光绪末年，盐课和盐厘税收共计二千四百万两；宣统三年，度支部预算，盐课岁入大约为四千五百万两。

到了清朝末年，盐税增加，盐税收入竟与田赋国税相当，盐税成为支撑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