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以后，驻守云南边陲的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藩王势力逐渐增大，不断地向朝廷索要粮饷及各种开支，积极扩展军事力量，拥兵自重，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政治上危及到朝廷安危。

康熙十二年，决定裁撤三藩。当年冬十一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反清复明的口号起兵反叛，很短的时间内，攻占湖南、四川等地，成为割据势力。康熙皇帝通过招抚、拉拢叛将，孤立吴三桂，并大胆启用汉人为大将，鼓舞朝廷士气。康熙二十年，清军占领云南省城，三藩之乱最终平定。

三藩之乱历时八年，占据南方半壁江山，而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皆是朝廷税赋上缴的重地，因此在经济上给朝廷造成了极大地损失，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危急时刻，康熙下令捐输助饷，以解朝廷燃眉之急。清朝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曰：“康熙初，三番叛逆，国朝捐输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变。”捐输征收性质为“捐”，朝廷面临战事危机，怕强征引起民变，这也是康熙皇帝的明智之举。

开捐三年，朝廷所得甚少，仅入二百万，只得酌情增加课税、追缴田赋等措施来增加朝廷收入，以供国用。《圣武记·卷十一》曰：“及云、贵、川、湖、闽、粤、陕、浙、江西各省变动，天下财赋复去三分之一，开捐例三载，仅入二百万，则其实海内之歉啬可知，今见于方略者，若裁节冗费，改折漕贡，量増盐课杂税，稽查隐漏田赋，核减军需报销，亦皆所裨无几。”

由于是捐输，故数目不大，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之不继，俯允廷臣之请，开列捐输，酌便济时，天下万事共知焉不得已。计三载所入二百余万，其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余人。请勑户部限期停止。”

由以上记载可见，“捐输” 起于康熙十二年三藩之变以后，止于十六年，是一种朝廷危急时刻由各地官员及乡绅百姓自愿助国的财物，由朝廷统一收集后上缴至国库的特殊产物，强调为“捐”，故康熙时期的捐输不应看作是税收，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

雍正二年，随着“养廉银”和“火耗归公”的推行，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轻国库负担有积极作用。但是各州县以此为名，重敛于民，加派私征，为中饱私囊，谎报地方灾情，使得州县亏空，多征于民而少缴于库。鉴于此，又谕户部曰：“州县亏空钱粮，有阖属百姓代偿者，名曰‘乐捐’，实无异强派，应饬禁止。”

“乐捐”是雍正初期的赋税收入，于康熙时期的捐输不同，后因实施不利于民，故下令禁止收取。

《清史稿》曰：“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川省的按粮捐输，史书确认为同治元年开征，实际自咸丰十年地方州县已私自开征，而得到清廷正式许可则是同治二年以后。全省各厅、州、县除边远贫困的二十三州县无需认捐外，其他全部开征。民国《绵阳县志》载：“…及同治六年，粤寇灭后，清廷取销各省上项各捐，以昭大信，独四川督臣奏，川民乐捐，不愿取销。而津贴、捐输，遂独存川省矣。”可见，即使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四川的津贴、捐输依旧照常征纳，直至满清灭亡。

太平天国时期，四川推行按粮捐输，同治元年四川总督奏办按粮捐输，即按其田赋纳粮多少强制摊派，一般是按钱粮一两加征捐输银二两，但也有加征三两或四两，曰：“其征解之法，量民力，较岁丰欠，预算一定总额，分配于各属，区别等级，定期纳付。……按粮征之，为数一百八十余万，视地丁过二倍以上。先一年，又藩司参照前二年之定额，详请制府援案奏明，照所定额摊分于属邑，缴饬地方官征解”。可见四川的按粮捐输是摊在农业税上的。其后，各省也相继开征，名称有别，如丁漕加捐、赔款加捐、沙田捐、警学亩捐、新加粮捐等。

除此之外，各省捐输还有警学饷捐、警学经费、规复丁漕征价、地丁改钱征收、酌复钱旧价、新加三成粮捐、随粮捐收经费、加收粮捐、规复丁漕增价、酌复羡钱、加收耗羡等。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录《光绪四年四川学政张之洞上东乡县案是非未明疏》曰：“…川省杂派最多，若夫马局，若三费局，有者什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皆取之于民，皆派之于粮，局绅议之，官吏敛之。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其术亦巧而毒矣。…”

该疏张之洞为其任四川学政时所作，一针见血道出清末四川赋税实际状况，且此疏作于光绪四年，其实新捐输尚未开征。清末的四川省，每地丁正银一两，征津贴一两，常捐输二三两，新捐输一二两，加上火耗、平余、解费等各项杂支，合计在七八两以上。川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夫马摊派、刑狱三费、义卷摊派、城防团练费等等，与津贴、捐输一样，皆按粮派征于民，赋税最重的合州等州县，每地丁一两竟加征至十四两以上。官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四川赋税之重，远较其他各省为甚，百姓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清廷为偿付庚子赔款，新增加的征收款项，主要有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征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积、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余、酌提优缺盈余之类；加厘加税，如烟酒土药的加厘税、百货税改为统捐、税契加征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余利之类。

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除去地丁银和漕粮照旧征收外，又增加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不同，实际上与加派赋税没有大的区别。

同样按粮摊捐，为与原捐输区别，称之新捐输。而原捐输为常捐输。两种捐输用途不同，常捐输为支付军饷，新捐输专门用于赔款。与按粮津贴一样，按粮捐输亦由地方官府选派家底殷实的富绅设局承办。由于捐输和津贴同处一局征收，又称津捐局。

按粮捐输与一般的由捐输本人及其亲属得到封典、功名和官职的情况不同，是清政府通过增加全省学额的办法给予回报。光绪元年十二月，四川总督吴棠奏：“川省津贴捐 ，共银三百零八万一千七百二十一两零，请于来年丙子科加广一次文、武中额各十名”。

光绪中晚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各种各样的捐输比比皆是。四川捐输银锭上的从捐输中派生出来的各种名目，如“展捐”、“备捐”、“再捐”、“赈捐”、“续捐”、“筹捐”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增加了海防捐输和报效军饷两种全国性的捐输，其性质是强制性加派，方法也是按粮捐输。反映在银锭上有“海防”、“新海防”、“海防捐输”、“海防捐局”等字样。

从存世银锭实物看，捐输多有发现，如“三台县、匠周源义、二十七年捐输”、“捐输、六年匠张恒益”、“南郑县捐输局”等。存世实物上同样以捐输锭稍多见，地丁次之，津贴最少。此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各项赋税收入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