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洪刚丨公博钱币世界

伍德华（Alphonse Marie Tracey Woodward，简称A.M.T.Woodward），1876年出生于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后来随父亲迁居日本，并在父亲带动下收集、研究邮票，尤其是日本邮票，很快成为专家。

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中国邮票和机制币，估计受《日本钱币与集邮杂志》的影响不少。1916年迁居中国，直到1930年，期间由邮票收集与研究转到机制币的收集与研究。银币之外以铜元为主要内容。1930年全家迁居法国，1937年又回中国清理财产，回法国途中在船上因病去世。

50年代，伍德华收藏的银圆大部分通过拍卖公司出售，铜元则没有很多拍卖记录，据说50年代在美国一些地方的大商场可看到全新中国铜元零星出售。

伍德华对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和很高的历史地位。

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于1922年到1936年之间为《新中国回顾》（New China Review，1922年8月，“中国山东铸币”）、《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又简称《中国杂志》）撰写的单篇文章，每篇论述一个省或地区的十文型铜元。

上图是发表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又称《中国杂志》)的第一篇铜元论述(1926年5月)

除了山东省之外，其他各篇写于1926年到1935年之间，作者用英文写作。

1936年，所有这些文章在法国巴黎结集出版，书名《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 ，附中文书名“中国铸造十文银币”。这里“银币”为“铜币”之误），该书初印仅95册，1971年美国重印时，错写的中文书名未更正。

伍德华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一书第一次对一个系列的中国机制币进行分类研究。

标志着中国机制币进入了科学关注，进入了学术范围。

区分一个成果是否属于科学的学术成果，一个标志就是该成果是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有开创性的分类，是否使用或创造了一种符合逻辑要求的理论化的方法，以及是否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范畴、概念、术语。这篇文章，符合上述三个要求，因此这是中国铜元研究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此书全面整理了中国1936年以前发行的主要省份的十文型铜元。

全国除了吉林、西藏、新疆、苏维埃、伪政权所发行的铜元之外，所有其他省份均包括在内。

这种以历史背景考证为依托、以钱币实物为中心、以版别为目标的整理方式，是全面而且深入的。

该书所整理的部分也就是中国铜元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这次整理的结果，为中国钱币史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使得后人可以根据这个文献去继续进行收集、整理。也使得铜元史的研究有了一个可靠的原始文献。

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份珍贵史料不至于因为历史的变迁而散失无考。

可以说，伍德华因其个人的喜好而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历史遗产。

其次，《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一书创造性地把字母与数字相结合（可以看出受了朱塞佩·罗斯的不少影响）来作为中国铜元的分类编码，并成功地应用于各省、各个时期的不同种类的十文型铜元。

这种分类方法虽然纯粹是西方式的，但无可否认，是最科学、最先进的。

这个方法的基本内容，就是以A、B、C、D等26个字母去掉“I”作为硬币不同面版的代号，而以数字1、2、3、4等作为不同背版的代号。

通过实物的不同面背搭配，在开头列出每个面、背的图片，其后再把每个面、背按照实际情况，以代号互相连接，而不是直接把每种搭配的实物列出。

这样的方法简洁实用，方便整理和记忆，又节约了出版成本。

同时在每种搭配之后给出每枚币实物的重量、直径、材质和级别（表示存世量的多寡）。级别以字母表示，其余以数字表示。

近70年来，这个方法被证明是最科学的。

至于照相制版方法的采用，虽说是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相应改变，但却是一种全新的、更精确的方法。

第三，《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一书直接地提高了铜元在中国收藏界的地位，至少受到了重视。40年代兴起的钱币收藏高潮，不少大藏家开始留意铜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

同时该书还通过对中国铜元的分类研究，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文化，尽管这种影响看起来似乎比较微弱，只是到了当代才逐渐为人所知。

作者喜欢并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这从每篇开头所引用的孔子语录以及书中每每加以强调的铸币与文化心理关系的论述等处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刻苦努力的外国专家对中国文化积累所作的杰出贡献。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一书，是中国一千四、五百年以来，第一部科学、系统的钱币学专著。

这个历史地位才是伍德华最应该自豪的成就。

其科学性与系统性已如上述。

在此书之前之后有过多种多样的钱币专书，还出现了不少关于金银币的著作，可惜都没有提高到分类学的高度加以整理，比如1949年出版的施嘉干先生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等书。

中国钱币学的现代科学理论建设，却由一位外国学者来完成，不能说不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情。但也不能不归咎于特殊历史条件使然。

值得感奋的是，今天的中国专家、收藏家早已不是旧时代可比，正在金币、银币、铜元等各个领域做着前人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研究，各种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也远远地超出了前人的视野和局限。

（本篇结束，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