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自古以来被人们认识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之前，或作为装饰品、器饰品、贵重宝货等形式存在。唐宋之后，白银的使用，开始便更为发达，在民间延续了唐朝时期的贿赂、赠遗、谢礼、储藏、支付、路资等用途，包罗万象。在政府用银制度上，白银已经作为部分赋税上缴或赋税折变的用途，广泛应用于如上供、专卖、进献、和籴、助军、国费、赏赐、郊祀等。元代，银本位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使用方便，“元宝“一词流传至今。

至元十四年扬州元宝四十九两九钱银铤

明朝开国后，从明太祖直至明宣宗宣德年间，并没有在元朝的基础上将白银进一步开放流通，虽然在赋税收取中也规定了明确的兑换数额，如“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白银一两，折米二石。”等，但是也仅仅是将白银作为折输使用，可以将白银作为赋税折输后，代替米、麦上缴朝廷，但是却屡次禁金银于民间交易使用，并对百姓及官吏处罚严厉，规定百姓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这段时期对白银的发展一度起到了抑制作用。虽然朝廷一再重申不得使用金银交易，但是此时民间宝钞已经形成贬值之势，明英宗正统年间，宝钞一度到了弃之不顾的地步，宝钞流行已经名存实亡。英宗继位后，看到此时宝钞流通之弊端，驰用银之禁，对用银制度进行了改革，是明代用银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对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州县存留数额、州县所需办公开支等各种费用以及其他杂征、土贡方物悉数并为一条，都按亩征银，折成银两上缴到官府，进一步加强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

至清朝时，银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巩固，虽然以银钱钞并行，但是清政府在货币制度上，却越来越重视银两的地位和作用。凡一切大额交易、国家赋税、官俸军饷、对外贸易等都以白银为本位货币，而铜钱则在小额支付、家居生活中才被使用。除此之外，白银在清朝中后期还充分发挥了国际货币的职能，与各国之间的频繁贸易往来，到后来的战争议和赔偿，无不使用白银结算。所以，无论从交易方式、流通手段、支付价值、储藏功能等各方面看，白银已然成为清朝主要的流通货币，承担着国内及国际一切重要事务的货币流通职责。

尽管白银经过历史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终究作为货币畅通无阻，但是白银作为钱币的一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中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从清朝流传下来的各类史书及生活笔记中，极少有提及白银交易使用的详细过程及形式，大部分都是以价值的高低和数目的多少来形容。

中国经济繁荣，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因为货币发展里程的不同，所以对于中国白银的使用，感到非常的新鲜，当作一件趣事记载在各种见闻录中，尽管是随笔，但是却从侧面真实的反映了清朝银锭的使用情况。戴建兵著《中国近代银两史》一书中，就录有清朝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远行来中国传播宗教时的随行笔记和出版书籍多篇，现摘抄其中几段有关银锭使用的主要部分，以见端倪。

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彭加德神父在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巡区使神父的信（写于南京省崇明岛）中说：“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戥子—笔者注）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面流通的银子的价值。

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是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公元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6月26日，耶稣会传教士在福建记载：“中国国君们从不允许铸造金币和银币。他们按分量收授金银，而且很善于辨认是纯的金银还是混杂了其他金属。他们购物时有时也使用金子，但这时金子被当成了商品而不是货币。因此，银子经常被割成小块。……每人都带一杆秤，买进卖出都要用它来称，但需经户部派出的官吏的检验方可使用。称小件物品的秤很像罗马秤，人们放在盒内随身携带，它可用来称银，最多可称二十五两。”

英国人麦高温，公元186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的南方上海、厦门传教，公元1909年时他在上海出版了《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银两的一些情况。如金钱与放债：“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的。除了银锭之外，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这种银锭有许多两重，便于人们出门时携带，在需要用钱时可到钱庄将其兑换成现款。钱庄遍及全国，银锭兑换起来也很方便。如果不想把整块银锭都换成现钱，人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在银锭上切下一块，钱庄里的人会称出这块银子的重量，然后再付给相等价值的现钞。

人们平时在购买小商品的时候，是用不着以银两来作为支付手段的，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银子的模样。国家发行了铜币，这也是这个国家唯一认可的铸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币。银两则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用于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以及土地的买卖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被作为双方认可的货币。”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美国传教士，公元1869年来到了中国，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学校，公元1895年回国，同年出版了《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他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人使用的银两：“在中国，一两纯银组成一个货币单位，铜钱和纸币是通行的辅助货币。在对外贸易活跃和发达的地区，墨西哥银元也广为流行。但是，这种银元毫无例外都是按重量计价。而且，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大部分很快就被投进了熔炉之中，经过重新精炼后，再铸成银锭在市面上流通。无论就其重量还是成色而言，墨西哥银元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标准的通用货币，它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荒唐的冷遇，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的生意人在辨别其本国银锭的成色方面有一双异常犀利的眼睛。墨西哥铸造的银元与中国的银锭相比很不相同，它没有中国商人所习惯辨认的那些符号和线纹。虽然它们自己并不能说明，但中国商人总是模模糊糊、疑神疑鬼地相信，类似墨西哥铸银那样的外国货币肯定是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铸成的。因此，他们宁愿把这些东西倒腾成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原始形式。这样的话，只要瞄一眼，他们立刻就能够判断出其真正的价值如何。除纯色的银锭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接收、认可或者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

……在中国，京城与其他城市或者地区所使用的银两标准互不相同。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也未必通用统一的银两和成色标准。全国各地根本没有统一的称量银子的标准。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对于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造成某种不稳定性。

……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因此，外国人称之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的较小一点，每个大约重十两的银锭，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银锭都是五十两一个。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瓜分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都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而且都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那些素享盛誉的商号所作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他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是用石棉作成。先将熔化的银子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我们会发现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会有一些针眼般的小孔。这些波纹和小孔是判断银锭纯度如何的两个最重要的依据。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那么就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

在中国，不管在做多大或者多小的交易买卖之前，首先的事情便是双方议定应该使用哪种成色标准的银子来支付和收取货款。

……大部分的税收是以汇票的形式汇寄到北京。但是也有某些省份是以散装的形式把银子运到北京。其装运的方式非常原始独特。我们有时会看到长长的一列车队缓缓驶进北京城，人困马乏，风尘仆仆。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三角形的黄色小旗，那标明车上装载的是皇家的财产。同时，每辆车上还有一名看押的士兵，每辆车上看上去都好像装载的是老粗的大圆木。每根‘圆木’都嵌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箍，同时每个‘圆木’上还贴着带签名的封条。实际上，每根‘圆木’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间是空的，上下深约几英寸。这一部分空间被很合适的塞满了每块重五十两的银锭后，他们就以上述的方法经过长途跋涉，不辞千里万里之遥，来到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安家落户。”

以上即是戴建兵著《中国近代银两史》中所载部分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对中国银锭的使用等所见所闻的记录。通过对比整理，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笔记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反映银锭在清朝通行的方方面面。比如银锭的使用，在彭加德神父、耶稣会传教士在福建记载中都有提及，综合所述，使用银锭进行交易时，可以简单的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首先，辨认成色。买卖交易之前，无论生意的大小，首先便是双方议定应该使用哪种成色标准的银子来支付和收取货款。因为铸造的原因，银子的成色有十足、九成、八成等，成色越高的银锭，其价值也就越高，交易时使用的就会越少，反之亦然。在成色的把握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无法当场进行纯度检验，所以只能通过买卖双方协商确定其成色和纯度，然后再按照这个标准进行交易。

其次，银锭称量。大宗交易时使用的是大型立式称重天平，木质，附带黄铜材质为五十两等各种重量不同的砝码，根据双方协商好的价格进行单个或累计当面称重。

小额交易时称量使用的工具为戥子，学名为戥秤，发明于东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戥子的制造使用等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水平，沿用了一斤为十六两的计量，大小质地各不相同。做生意每人都携带这样的秤，买进卖出都用它来称量，但是必须要经过户部派出的官吏检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小额零星支付时就比较麻烦，根据每次交易价格不同，所要支付的银两也就不同。需要将银锭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将其切割成小块的碎银，称量后进行支付。

 因此，中国古代金银货币属于贵金属称量货币，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货币制度。人类最初使用金银的时侯，需要将金银打造成一定的形状，使用时要检验其品质，称其重量，然后根据其实际的品质与重量来确定其价值。

最后，称量结束，各取所需，完成交易。

实际上清朝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以使用铜钱居多，如前所提英国人麦高温所出书籍记录，清朝晚期，某人以为过节之用，在集市上三十个铜钱买到一磅大米，十个铜钱买到一磅甘薯，一百二十个铜钱买到一磅鱼，三百五十个铜钱买到一只鸡，六十个铜钱买到半升酒，一个铜钱买到一块普通的蛋糕，一个铜钱买到一块甜脆可口的太妃糖，六十个铜钱买到六个橘子和一个菠萝。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们日常的消费还是以使用铜钱为主。银两则是用于大宗货物贸易、数额较大的账目以及民间土地的买卖等，也只有银两才被交易双方认作为贵重货币。

对于生活富足的人，可以随时到钱庄，将银锭兑换成铜钱应对日常的花销。钱庄遍及全国，银锭兑换因此非常方便，可以将一个银锭整体兑现成现钱，也可以根据需要将一部分切割下来称重后进行兑换。至于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例，据《清史稿》记载，虽然早在顺治十年时，规定一千枚铜钱准白银一两，定为通行之制，但是因为各地区所使用的银两标准或钱价不同，所以在兑换时，兑换比例相差很大。至康熙末年，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枚。乾隆初年，由于对铜的严格管理，使得京师铜钱价昂，银一两仅易铜钱八百文。道光十七年，诏令沿江沿海各督抚、海关监督，饬令属下严格稽拿偷漏白银者，定功过，行赏罚，然而中国境内的白银几乎耗费殆尽，每一两白银交换铜钱多达二千文。咸丰三年，因白银亏钱匮重，军需及河工饷耗费白银二千数百万两，命令户部集议发行官票一事。规定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银票与钱钞也按照这个标准抵折。至光绪后，国家动荡，兑换比例甚至在同一省份差距都非常大，前后约几百文铜钱。

在清朝，从国家政府到商人百姓，把白银的使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地位，凡大事皆用银本位制来衡量，不可动摇。道光年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外国进出口贸易交往的日益频繁，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量输入，而后墨西哥、日本银钱相继输入清朝，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当时西方很多国家采取机器制币，如在中国流通的常见外国银圆包括奥匈帝国银圆、西班牙银圆、英属印度站人银圆等。机器铸币规格、质量都有较高保障，易于使用和管理，尤其是产银大国墨西哥铸造的银圆鹰洋由于质量好、规格统一，在国际贸易中成为常用货币。虽然墨西哥银圆当时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标准的通用货币，但是当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却受到了人们的冷遇。因为中国商人总是认为类似墨西哥鹰洋这样的铸币，肯定是使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铸成的，其白银的含量一定不纯，所以当交易按重计价后，大部分很快就被投进了熔炉之中，经过重新精炼，除去里面其他的杂质后，再重新铸造成各种重量不等的银锭在市面上流通。另外当地的钱庄或银号为了保证自己的信誉，总要在他们经手的银圆上打上自己商号的戳记，作为负责兑换的信用标志。于是，竞相效仿，如此重复下去，一块银圆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难以辨认，最终便是投进熔炉重新冶炼。

总之，银锭在清朝的使用，无论是所传正史的记载，还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侧面反映，银两制度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经济价值等都无一例外的证实了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在清朝时期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传教士： 亦叫作宣教师或宣教士，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2、戥（děng）子： 学名戥秤，属于小型的杆秤，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

3、埃居： 是法国古货币的一种，法语盾徽意思。13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王菲利普六世铸造，最初为金币，这种埃居称大埃居（Gros Ecu）。路易十三于公元1641年将埃居改为用银铸币，这种埃居称为小埃居（Petit Ecu）。

4、盎司： 一种质量单位，等于480格令或31.1034768克，相当于过去16两制的1两。

5、磅： 英美制重量单位，一磅合0.45359237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