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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关银锭的收藏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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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萍  金银流霞丨古代金银货币鉴赏丨


研究古代金银货币的乐趣是在于发掘其背后的故事,而那些隐藏在简单铭文里面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却是支撑古代金银货币价值的重要前提。


江汉关的设立

凡是到过武汉的人对矗立在汉江边的江汉关大楼不会陌生。和其他中国海关一样,这个在晚清名噪一时的著名汉口海关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是由英国人控制和管理。致使中国关税的自主权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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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是进入西南内地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商船云集,货物纷至的商业重镇。清政府曾在此设江、汉、朝、宗四个关卡,以便收税。咸丰八年(1858),英、法、俄、美四国迫使清政府分别与其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及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等对外商优惠政策。从此,英国等外商长驱直入进入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长江沿岸城市。


汉口重要的地理位置让众多外商纷至踏来,洋船随意进出,走私逃税现象严重。于是,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提议在汉口设立海关向进出洋船征税。他说:“洋商进入长江后,内地货物日渐昂贵,华商生计顿减,厘税日渐短绌,严重影响了军需供应,长江之利为洋商占尽,长江税收为外商漏尽”。但遭到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反对,赫德站在英国商人的立场认为长江的税由上海海关代征即可。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频繁,对英国商船出入长江带来了威胁,使英国人的生意受到了制约。赫德一改往日的反对态度,积极向总理衙门游说在汉口设立海关的优势。官文利用太平军战事军饷紧缺为由继续建议朝廷设关。而清政府也有利用设立海关增加税收多收银子之意。于是,先后争论了两年的设立海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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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1日,经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在汉口设立江汉关,隶属海关总税务司。由汉阳黄州德安兵备道台郑兰兼任江汉关监督。赫德任命英国人狄妥玛为江汉关税务司。税务司相当于海关关长,用洋人管理海关是《天津条约》里规定的。换言之,是让外国的税务司制度替代了中国的税务监督制度。从此,“税务司”这个洋职务统治了中国海关近一个世纪。经过一年的筹备,与次年1月1日,正式开关。全关共有关员75人,外籍关员15人,华员60人。关址初设于夏口县河街,即现在汉口民生路口附近的英国租界花楼外滨江。1924年1月21日江汉关大楼落成,迁入大楼办公。江汉关办理的第一笔业务是当天九点进港的美国Poyang号轮,装卸货物并征收税款。开关时规定,凡较大洋船在长江龟山以北、甘露寺以南的江面停泊,离西岸500米内起卸货物,划艇等船只在汉江南岸嘴停泊,起下货物。


江汉关初设两个分关,一个汉阳南关,设在南岸咀,稽查国内船只;另一个是石灰窑分关,监视进出口船只及装运大冶铁矿出口日本的轮船。下设三个关卡,北卡设汉口18段,子口卡设桥口,武穴总卡设在广济县武穴镇。光绪3年(1903)京汉铁路建成后,又增设刘家庙和大智门车站两个子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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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关主要业务是管理武汉并黄石至宜昌长江中游进出口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进出口运输工具、货物、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征收关税和查辑走私,此外还兼管邮政、气象、航道、港务、检疫等非海关业务。


江汉关税银的来源与用处 

清代海关的关税银收入是巨大的,来源主要有进口税、出口税、子口税、复进口税、船钞和洋药厘金等六种。


进口税是海关对国外进口货物所征课的关税。按《南京条约》规定进口货物,从价计征、值百抽五。由于关税自主权不是掌握清政府手上,无权制定税率和调整货物的价格,所以在银贵钱贱、物价飞涨、税率和征收价格不变的情况,所谓值百抽五的税率,实际上不足2、5%,致使清政府的关税收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光绪28年(1902年)重新议定税率,除一小部分不能用量计征的货物外,一律改为从量计征。


出口税是海关对国家出口货物所课征的关税。按《南京条约》规定出口货物,从价计征、值百抽五。与进口税相同,出口税不仅课于国内出口货物,而且也课于国内转运其他口岸与商埠的货物。故而外国商船所载货物如转运其他口岸或商埠,则同税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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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口税是指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土土货从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缴纳进口税、出口税以外,另缴2、5%内地国境税,以替代沿途所经各地关卡应征的税。当时称海关口岸“母口”,内地常关和厘卡所在地为“子口”,一次性缴纳的过境税称为“子口税”,又因其税率为进口税率的一半,故又称“子口半税”。


复进口税也称沿岸贸易税,即指海关对外赏购于内地的土特商货从一个通商口岸转运到另一个通商口岸的商税所课征的国内关税。其税率与子口税相同,为进口税的一半。复进口税原规定由起运口岸完税同治元年(1862年)后改为抵达口岸完税。船钞是海关对往来船舶所征的税,因其是按船舶吨位计征,故又称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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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药厘金,是海关在鸦片进口时所课征的进口税与运销内地时所征收的厘金。洋药即鸦片,初入中国时,称为药材。《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洋药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30两。这是清政府首次承认鸦片进口合法,把鸦片当作商品征税。从1862年-1886年,每年洋药税占海关总税的15-20%。成为单项商品中进口最多和征税最多的商品。由于华商将鸦片运往内地销售时,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对鸦片倾销不利。于是在1885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又规定新的征收鸦片税厘办法,即鸦片运到中国口岸,由海关封存,每百斤向海关纳30两税和80两厘金后,可以运往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再缴任何税厘。


江汉关自开关起,关税逐年增加。据统计:1861年税收为503.6万两,1901年税收是3452万两,50年内增长了5、8倍。其中鸦片税厘的大幅增加是其主要原因,其他的进出口税也给江汉关带了巨大的收入。


清代国家主要财政开支都来源于关税。自1861-1901的50年中,中国海关总收入9、1亿两白银。其中国用一项就达6、94亿两,主要用于军费、赔款和外债。

1861-1866年江汉关的税收几乎全面用于镇压太平军。


1887年以后,江汉关的关税收入主要用于战争赔款,占总收入的4成左右。例如:中日《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和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中国再付3000万两。2亿元军费规定是分8次交清。这给清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得已只能用海关的关税做抵押。1901年,《辛丑条约》要清政府赔款4.5亿两。政府无力偿还,逐被改为定期公债,交付8国,分39年偿还,年息4厘,用关税做担保并偿还部分。从1902-1910年江汉关、宜昌关、沙市关等共摊付这部分赔款共3361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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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借钱海关还,清政府从咸丰开始,一遇到较大战事和战争赔款都要向洋商举债。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与其签定《北京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各800万两白银,由海关每年的关税中陆续扣还,1866年1月还清。于是,海关与外债就被梆在一起,朝廷一缺钱就用海关担保,向洋人借钱。担保和替政府偿还外债成为海关一项重要的职责。1866年11月,左宗棠奉旨西征,其军费基本来自于外债。左宗棠在西征是十几年里,共向洋人借钱6次,其中5次共计白银1379万两,由海关担保,每次都由江汉关等担保并偿还。


另外,驻京八旗的兵饷和京官俸饷、京员津贴等也由江汉关部分承担。1887年,江汉关、九江关、镇江关还承担了部分海防经费。1898年,江汉关还为湖北枪炮厂提供10万两白银。此外,江汉关每年向李鸿章的淮军提供60万两的军费。


江汉关银锭形制

江汉关银锭为五十两的马蹄型,锭面戳记有三个,一横二竖。铭文内容是“江汉关”、纪年、银号名和银匠名。江汉关银锭的铭文有双框和单框,大字和小字之不同。目前发现的江汉关银锭的纪年都是光绪年的,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铸造的银号有三家,分别是乾裕号、有成号、协成号。银匠名共有五位,乾裕号有蔡春。有成号有王明、罗芝。协成号有蔡鸣、王松。清代政府对银炉的开设有所控制,规定须经户部或地方布政司准许,发给营业执照。为官方铸造上解或地方存留银锭。并且,每一地方,银炉的名额有限,不得随意增加。由此可见,乾裕号、有成号、协成号三家银号是受了江汉关的委托,专门为其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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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关银锭的收藏前景

尽管清代海关的关税银收入巨大,特别在清代后期,海关的收入是随着鸦片的输入和中国原料的输出而大幅度增加。咸丰末年(1861年)收入为490万两,同治末年(1874年)增至1140万两,光绪13年(1887年)增至2050万两,宣统3年(1911年)以是3600万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4。然而,从存世的银锭来看,钤有关名的银锭却少得可怜,这与事实上各海关银两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就江汉关税银而言,光绪末年每年的海关税银大3-4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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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应该有大量银锭存世。但事实上,目前仅发现有记录和没记录的几十枚银锭而言,那么多银锭都去了那里?第一,江汉关银两的去处主要是用于战争赔款和外债的赔付、镇压太平军等军费开支。第二,上缴中央财政。毫无疑问,那些上缴的江汉关关税银锭都进了朝廷、军队和官府的银库,作为政府的财产。而那些银两在使用的过程中免不了被熔化改铸成其他品种的银锭的命运。第三,改铸成银元,清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国银币以其大小划一、重量适中、便于交易等优点得到了历来受银两截割之劳的中国商民的广为欢迎,继而充斥于流通领域,湖北于光绪二十一年建立湖北造币厂,开始制造银币。其间也改铸了不少银锭。第四,由于人们对江汉关银锭的不了解,因而忽视了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社会动荡的岁月里,有意无意地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遭到了破坏。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海关银锭存世稀少。


因此,收藏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近代海关银锭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品相精美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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