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萍 金银流霞丨古代金银货币鉴赏丨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讲坛泉林剪影系列讲座

之八《 南宋海外贸易中的铜钱与白银》

时间：2015年2月10日下午2点

地址：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3楼报告厅

南宋海外贸易中的铜钱与白银（提要）

主讲人李小萍

南宋，一个在北宋灭亡之后，由赵宋皇族避难于江南所建立起来的小朝廷。在失去广阔土地，失去丰富财富之后，几经辗转，几经磨难，最终定都临安。经过九位皇帝的一百五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南宋政府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有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粮食丰收的民生富庶、安居乐业繁荣景象。同时在海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商船纷纷来到广州、泉州、明州等重要港口纳贡贸易。南宋京城临安不仅是南宋政权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更是四海商贾云集的重要都城，成为了“暖风吹得游人醉”的人间天堂。

是什么原因使南宋政府在失去三分之二土地和人口的情况下，在站稳东南半壁江山后，能够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社会富足，甚至超过北宋？

南宋政府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很好地利用了货币这个调节经济的工具，使之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发挥出最大优势和最大利益化。

市，做买卖的地方；舶，为船舶。市舶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船舶相互贸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政府为了在海外贸易中获取更大的收益，特在沿海主要贸易港口设立对外贸易的官署——市舶司。一方面对出入海港的船只例行检查，征收商税；一方面对政府所需的商品进行“博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统治区域缩小，政府不仅要抵抗北方金朝的侵犯，也要应付国内的社会危机，同时还要支付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日常开支，各种消费和军需民用有增无减。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 《互市舶法》）通过对进出口货物的征税和博买，不仅促进了海内外商品的流通，还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宋高宗赵构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他曾经和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为了大力推行海外贸易，南宋政府采取招徕政策，鼓励各蕃国前来贸易纳贡。在各港口设立接待蕃商的宾馆，安置前来纳贡的使者和商人，如“广州有怀原驿、泉州有来远驿、明州有乐宾馆等”。各地市舶官员还热情地接待各国使节和商人，同时，市舶司对漂泊损坏在中国海域的外国蕃船给予了一定帮助和拯救。南宋政府对蕃商的财产和合法权益也给予相应的保护，奖掖招诱舶货、增加抽解收入成绩突出的市舶官员、纲首和商人。《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绍兴）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宋高宗）诏蕃舶纲首蔡景芳特与补承信郎。以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言，景芳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乞推恩故也。”这里说得是宋高宗赐给从事外国货船的船长（纲首）蔡景芳补承信郎的官衔。这个决定是来自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的建议，因蔡景芳从外国进口货物，令朝廷于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间，获得纯利超过九十八万贯铜钱，故有这项的恩赏。

可见，南宋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海外贸易有补于国计民生，一改以往那种“厚往薄来”、“接以仁义”、“示以绥怀”等企图通过海外贸易关系宣示皇家“声威”的虚骄心理，从而转向讲求实际经济效益海外贸易市舶收入。

由于政府是大力推行海外贸易，市舶的收入大大增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福建泉州特征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初步推算，“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整艘商船长30.4 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　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国。 2007年8月22日，举世瞩目的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其中打捞上来的铜钱就有上万枚，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

据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30日报道，目前清理出南宋的货币有银铤、金叶子及铜钱等。

南宋政府是禁止铜钱出口的，但是每年出口的铜钱不计其数。据各地考古发现，在中国大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各国，以及南亚、西亚、甚至北非都有出土出水发现。南宋后期，日本船舶每年到庆元（宁波）的不下四五十艘，这些商船“所酷好者，铜钱而已”，“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淳祐二年（1242）七月，日本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相当于朝廷一年铜钱铸造量。目前在日本已有18处出土中国钱币五十五万三千余枚，其中北宋钱币占百分之八十点四，元丰熙宁等12种年号钱，占百分之八十点九九，约36万余枚。

刻有市舶司铭文的南宋银铤——揭示了白银参与海外贸易的情况

两浙路转运司市舶案进奉五十两银铤

正面有刻字和戳记，刻字内容是“两浙路转运司市舶案进奉淳祐七年天基圣节银五百两每铤五十两计一十铤十二月二十一朝请郎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口尹焕上进”；戳记有四个，分部是“贾寔”、“京销”、“盛槏”、“沈执中”。

铭文显示是淳祐七年（1247）十二月二十一日两浙路转运司用市舶（海关）收入折换成白银以天基圣节银的名义上供朝廷的。换句话说，是用市舶收取的白银进奉皇帝生日的上供银。

广南市舶市银铤为十二两半银铤

戳记是“霸北街西苏宅韩五郎重十二两半杨□京销韩宗贤”，刻字是“广南市舶司监官何成瞿良□起发畸零银”。

广南市舶司设置于北宋开宝四年（971），是宋代最早设立的市舶司，其所在地——广州是海外贸易规模最大的港口，贸易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等地。

用事先铸好的银铤，刻上“广南市舶司”、“监管”和“起发畸零银”等字样显示是该银铤是广南市舶司的关税收入，为了完成上供白银数额，特地到京城金银铺交引铺购买银铤，将市舶收入兑换成白银，刻上用项等铭文上解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