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享东 川锭博物馆 2017-07-10

按语：一直以来，如若提起晚清的名商，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晚清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此番现象细细深究起来，这其中的根由可能与胡雪岩相辅相成的左宗棠有着莫大的关系。

左宗棠一生功名赫赫，世所景仰。晚清国力衰微，他却殚精竭虑，苦撑大局。这一路走来，他倡兴洋务运动，协定太平天国，剿灭陕甘回乱，以及攻灭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此间任何一件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在左宗棠的盛名之下，一直以左宗棠“钱袋子”闻名的胡雪岩自然也必将为后世所铭记。

胡雪岩如果单纯只是左宗棠的“钱袋子”，那也绝不可能在后世留下如此之高的声望。胡雪岩为左宗棠筹饷西征，收复新疆立下大功；也为左宗棠兴办洋务，实业救国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他与左宗棠的联手，不仅是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利益与人生舞台，也为国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身处晚清的胡雪岩似乎已经将为商之道做到了极致。然而还有一个人，他所创造的财富已完全超越胡雪岩。在英国《泰晤士报》所评选出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最富有的人选中排名第四，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人。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唯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重臣李鸿章更称誉其为“犹如清廷之一国库也”。他就是富甲全滇，被民间广誉为“钱王”的王炽。

王炽一生忠君爱国，仗义疏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他于清同治初年一手创建的“天顺祥”商号，经其苦心经营在短短十余年间就将川、黔、滇三地的商务往来与商品流通融汇而总揽于腹中。至光绪中后期，在全国二十二个行省中已遍及十五个行省的大中型城市，号称“南帮之雄”的天顺祥与西帮三晋票号齐头并进，蜚声于四海，著名于寰宇。

贫寒志更坚，磨砺剑愈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王炽（1836-1903），字昌国，号兴斎（图1），祖籍江苏南京，云南弥勒虹溪人（旧称十八寨）。寒门出贵子，烈火见真金。如多数不凡之人那样，王炽出生在一个贫苦清寒的家庭。他祖籍本为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石门坎，远祖是明朝洪武年间随沐英南征的兵员。后来云南得以平定后屯留安家于陆凉（今安陆良县）。到了王炽这一辈，因为父兄早逝，导致家庭状况更是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年少的王炽不得已早早离开了学堂，开始为母亲与自己谋划生计，拿着母亲变卖的首饰与衣物生生凑出了二十两银子，走出家门踏上了自己的从商之途。

　　王炽在家乡弥勒虹溪用这笔钱购入土布挑到了竹园、盘溪进行贩卖。依靠自己灵巧活络的心思与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很快就积攒下来了上百两银子。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于王炽来说，如果他仅仅只满足于这小小的套利买卖，他也许就成不了后来的王炽了。在历史的长河中，马帮是中国大西南地区一种特有的交通运输方式。而有了一些本钱的王炽就打算以组建马帮的模式作为自己扩张经营，提升格局的第一步。

　　王炽的马帮往返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贩运普洱茶叶、火腿等云南山货与盐巴、布匹等四川百货。

　　投身于马帮，需要经常面对险恶多变的天气环境，崎岖坎坷的山路深渊，甚至有时候还会遭遇悍匪劫道。一次，王炽率领马帮在运货的路上撞上了匪徒拦路。与寻常那些吓得抖抖瑟瑟、畏缩不前的商旅完全不同的是，王炽不但没有弃货溃逃，反而主动将一队马驮带向匪首，从容淡定的欲与匪首进行商谈。王炽得见匪首，不卑不亢，满怀诚意地说道：“自家由滇入川，计划走马行商。做些小本杂货的生意，只求赡养家中老母亲，混口饭吃。此前，早就听闻大哥您义薄云天，扶危济困，只恨无缘得以一见。此番觅得闲暇特来拜会兄长。这些薄礼虽略显轻微但饱含一番心意。还请不要嫌弃才好！”

　　这一番话说得诚意满满，意深情浓。不仅让周围的土匪心生亲切，更将匪首的心窝照的暖烘烘的。自古这道上混的弟兄都是讲一“义”字。匪首见王炽为人侠义，胆气不凡，甚为钦佩，直接将王炽认作了王四（王炽在家排行第四）兄弟。同时，匪首还放出号令，吩咐滇川茶马古道商的各个绿林之士都需对自己这位王四兄弟予以特别的关照与方便。

　　至此以后，打着“滇南王四”幡号的马帮驮队踏上了一条万分平坦与宽广的康庄大道，王炽的马帮生意也是因此更上了一层得以举目千里的高楼。在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26岁的王炽却因为与宿有积怨的表哥姜庚冲突，王炽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失去了理智，遂指使家人将姜庚杀害，这也许是一代“钱王王炽”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吧。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并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否定王炽的人品。但这次如着魔障般的冲动也导致王炽只能背井离乡，后来他在故交马如龙（当时官至云南提督）的帮助下从军入川，经过几番波折之后终落脚于重庆避祸。

　　王炽是一个具有卓绝眼光和超凡商业头脑的人。他在重庆虽又重操旧业与人撘伙一起继续操持马帮营生，但却不愿意将薄利多艰的马帮生计当做自己的长期事业。重庆商贸发达，富贾云集，更兼地处长江上游，身居水路要冲，实为一处开庄设号的好地方。一身闯劲的王炽说干就干，拿出积蓄买下一处临街的地皮，挂出了后来名震西南的“天顺祥”商号（图2）。很快“天顺祥”就在昆明、成都开枝散叶设了分号。王炽将从四川运来的土布杂货销售于滇境，又将从云南运出的山珍药材贩卖进四川，这往来复去之间均能够获取可观的收益，可谓是：财源滚滚而来，赚得盆满钵满。

【天顺祥】高56.2毫米 宽62毫米 重361克

知人善任，洞察商机

王炽不但自己是一个极为优秀的经营管理者，他更是极具慧眼，知人善用。一手栽培了多位值得信赖的得力助手。云南人李耀庭是王炽的老乡，为人精明强干，八面玲珑，具有极强的社会交际能力，深得王炽的赏识与信任，在王炽的诚恳邀请下，李耀庭于1880年以股东身份加入了“天顺祥”。“天顺祥”商号可谓是如虎添翼。在王炽的授意下，李耀庭奔赴汉口、上海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城市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考察。决定在这些相对繁华的大城市开立分号。而“天顺祥”商号的老据点-重庆则成为了这些外埠业务的总部。

　　“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凭借王炽深厚的人脉关系与李耀庭出众的交际能力，先后有上百位西南上界名流高士加入了“天顺祥”，并立刻成为了“天顺祥”日后缺之不可的肱股心腹。正因为有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商界英才加盟，才为“天顺祥”日后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古以来,商场如战场。要为王者，不但需要独到的眼光还需要非凡的胆魄。王炽作为一个商人，在商言商，深谙商道的他学习与借鉴了山西“百川通”票号（图3）的经营汇兑业务，将这些金融模式都实施与应用进了“天顺祥”商号的新增业务中。在配备了汇兑、存储、放出等业务后，“天顺祥”商号也进一步升级为了功能更加全面，作用更加多样的票号系统。在王炽的运筹帷幄之下，“天顺祥”实现了从贸易体系到金融体系的完美过渡，在短短十余年间，“天顺祥”的分号覆盖了包括京都、上海、成都、西安、汉口、贵阳等大型城市在内的十五个省区。“天顺祥”的资金规模也愈见庞大，总号的资本已达到十万两白银，京都分号足有三万两白银，其余各分号拥有一万至两万两的白银。

　　同治十二年(1873),四川盐茶道急需十万两白银，无奈当时清朝已经国库空虚，无力及时下拨银两。时任盐茶道督办唐炯，只好前往各家票号、商号寻求借垫，同时还承诺，只要朝廷拨款下来以后立即便将款项连本带利还给各家票号、商号。然而令他烦恼的是，由于这笔款项金额过大，各商号都不敢承接。一筹莫展之际，王炽慨然挺身而出了。王炽此举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盐茶道解决资金短缺之急；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结识唐炯，为“天顺祥”以后的发展找到一处官场上的靠山。

　　王炽答应唐炯，在十日之内凑齐十万两白银交予盐茶道调用。唐炯当时还难以完全相信，为了加以确认，还特地告诉王炽，此笔款项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后来，唐炯见得王炽全无异义之后，才喜不自胜的将筹款事宜全权委托于了王炽。

　　不出十日之内，王炽就将十万银两全数凑足了。为妥善将银两送至唐府，王炽也下足了功夫。他吩咐家丁做了一百照纸灯笼，每照上书“天顺祥”字样；挑选了一百名精壮挑夫，每挑装银一千两，并挂上纸灯笼衬照。入夜之时，送银两的队伍敲锣打鼓，一路欢歌穿过重庆城。在一片鞭炮声与欢呼声中，由王炽带头，将十万两白银送进了唐炯的府邸中。当时围观群众甚多，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更将本已暮色笼罩的山城喧哗得久久难以平静。

　　经此一事，“天顺祥”的名号得以彻底打响，王炽也自此声名远扬，身价大涨。更为重要的是，成功结识了唐炯这个强有力的官场后台，为“天顺祥”得以利用官款官产这条贸易捷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后来在唐炯的建议下，王炽开设了钱庄汇号，代办盐运，经汇协饷。至此，“天顺祥”商号的生意越发红火，王炽也开始正式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鸿达之路。正所谓：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如今有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王炽的商业帝国已然拥有了更为值得期许的未来。

　　与曾经一起在昆明设立“同庆丰”的合伙人席茂之分道扬镳后，王炽在昆明开设了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同时改组了“天顺祥”。王炽将“同庆丰”作为总号，以“天顺祥”作为分号。发展极为迅猛，“同庆丰”“天顺祥”以汇兑业务良好的信用口碑在民间与官府都是承办汇兑首屈一指的选择，全国往来客商以及私人汇兑调度都能够在辐射面极广的“同庆丰”或者“天顺祥”钱庄凭票取得银款。“同庆丰”及其分脉下的“天顺祥”每年仅是调剂省宪解缴的朝廷款项就已达数百万两之多。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与经营能力的“同庆丰”赫然已是整个中国商界的擎天巨柱与不朽传奇了。

　　据“同庆丰”总管于怀清《克念书屋日记》中关于昆明同庆丰日常营业项目的描述，当时同庆丰营业范畴之广，赢收获利之丰都让人叹为观止：营业项目，首为汇兑，以各省调剂云南协饷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为大宗，年在数百万两之巨。滇乱以来，“转运滇饷公司”，时兴斋在渝，虽未任局务，然实承担转饷，公私交利。迄光绪元年底乃行裁撤。至于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托本号汇寄，视为稳便，多方请托，始为代办。公车应试或赴京公务者，沿途凭本号汇条取款，至感便利。

　　其次则经营存、放款。上自都抚司道以及藩库盐粮、各署、各机关、善堂、书院，下至省里商行铺店私人流动存取，出入息差在五厘以上。

　　各省除汇兑外，因地制宜。渝号以盐岸为大宗，申、江、汉、粤业务各有不同，自光绪丁亥迄宣辛亥共二十五年间，全号鸿利银三百八十九万九千余两之巨，而此数年间所遭受之巨大损折尚不在内，“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之传说，信不诬也。

　　从以上于怀清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深切的了解到“同庆丰”经营业务之庞杂，经营范围之广浩，经营品质之精细以及经营利润之丰厚。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悉者思不远。一直以来，身携鲲鹏之势，开疆拓土的王炽已成功地将原本只销售土货杂物的“天顺祥”渐渐转变为了如今以汇兑为龙头，以票号作基础衍生出存、放款及其他业务的商界巨头“同庆丰”。一路走来，王炽经历了苦与累，险与危，诚信、忠厚、勇毅与勤勉，这些看似普通的品格，却帮助王炽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少年成为了一个铸就无限荣光的钱王。

　　同治十三年(1874)，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随即便将王炽任命为了矿物公司总办。他在总办之位十余年，竭忠尽智，苦心筹办云南铜、锡矿业。他在矿产资金短缺之时更勇于垫付高达十万两的开发基金，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进行招商募股，可谓是：倾尽了全身心血，跑遍了半个中国。皇天不负苦心人，王炽不但开发了东川铜矿以及个旧锡矿，振兴了地方工业；而且也从开办矿业中获利颇丰，实现了完美的双赢局面，终成“富甲全滇”的知名企业家。

【百川通】 高 62毫米 宽 60毫米 重 366克

【乾元号】高52.1毫米 宽57.9毫米 重346

【乾元号】高51毫米 宽56.8毫米 重368

经过二十余载的砥砺与蹉跎，经历二十余载的拼搏与奋进，王炽创建的“天顺祥”汇号，已经成长为国内实力顶尖的票号之一。当时全国共有18省，它已分布于15省。总号在昆明，指导业务的中心在重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九江、西安、济南、叙府、成都、开封、长沙、南宁、贵阳、泸州、福州、太原等地均有分号。还在香港有号，海防有代理处。业务机构几遍全国，延至海外。在重庆还设有乾元钱号（图4，图5），办理银子的进出；开办利生金厂，改铸各色银锭，统一成色。它与西帮三晋票号共享天下赏誉在同光年间，天顺祥威极一时。时人更为“天顺祥”冠之以“南帮之雄”的美称。

报效清庭，以义用财，屡行善举，皇恩浩荡

在国运衰微,列强入侵的晚清，王炽作为“富甲全滇”的商人一直深怀着浓烈的爱国热忱。

　　孟子云：“达则兼济天下”。急公好义，扶贫济困的王炽很好地将这句话的精髓贯彻了出来。

　　对于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说，不论他自己本身有多么的富裕与强大却不见得能在一个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国家中获得真正的清静与幸福。生逢晚清，贵为“钱王”的王炽想必对此亦是有着深刻的体会与认知。

　　王炽之所以能在清末乱世赢得崇高的声望与民众的景仰，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富可敌国的万贯家财，更在于他仗义疏财，救国救民的仁义之心。

　　光绪九年（西元1883年），法国侵略军兵锋直指越南。朝廷上下一片惶惶紧急诏命提督鲍超会与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兵抗击法国侵略军。然而当时清朝国库已经捉襟见肘，军费支出完全难以为继。在这十万火急之时，王炽毅然出手，为清军垫支白银六十万两。正是因为有了王炽的军款支援作后盾，清军才能与船坚炮厉的法军抗衡多时。虽然最后法军不胜而胜，获得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清军将士用鲜血与生命保住了清王朝最后的一丝尊严。

　　后来，鲍超会与岑毓英班师回朝，王炽又出资帮助两位将军遣散了兵勇。两位浴血沙场的硬汉竟也为王炽的这一番厚义所感动。岑毓英当即赐予王炽“急公好义”之匾额，鲍超会赐予王炽“义重指国”匾额谨为旌表。

　　王炽后又经岑毓英保奏得赐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礼戴，封典三代一品。    

　　此外，为了不让法国人获得滇越铁路的控制权。王炽花费巨资将这条铁路从法国人手中买回交予清廷。这是一种超越了所谓商机与财源的爱国情怀。或许它不仅不能帮助王炽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还会让王炽蒙受巨大的损失，但王炽还是选择了更有利于国家的那个选项。现如今想来，为商为人的极致之道也莫过于此了吧。   

　　光绪二十六年（西元1900年），王炽捐献两万两白银赈恤陕西、山西两省大旱中流离失所的灾民。他的这番义举挽救了无数命悬一线百姓的生命，亦获朝廷旌表。    

　　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围攻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弃逃紫禁城，许多王公大臣也一起逃命。但这些王公大臣们都是家大业大，许多财产根本来不及一起带走。而值此多事之秋，许多商号都不愿意代存他们的财产。此时，惟有王炽的“天顺祥”将保存这些权贵财物的重担一肩而挑，尽数接盘，帮助这些王公大臣消除了老大的一块心病。    

　　再说这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后，终于在西安面临钱财即将告罄之苦，又是西安“天顺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经费。王炽直接下令天顺祥各主事说：只要清廷有求，就要源源不断接济，不得有误。清光绪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了北京，“天顺祥”依然为清廷提供着大大小小的钱款用度，帮助慈禧解决了不少的燃眉之急。   

　　后来有人问王炽，当时京城乱成了一锅粥，连太后和皇上都跑了，你为何还敢接收王公大臣们的金银珠宝呢？这万一洋人闯进来将这些财宝洗劫一空，天顺祥不也就跟着完蛋了吗？王炽闻言，微微一笑道：有言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此次八国联军将北京城攻下，那我中华也就此亡国灭种了。若是这样，要再多钱财于我又有何用。但如果此番浩劫只为一时之乱，那待时局平静之后，大家仍然要生活，仍然会继续做生意。所以，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但你需要看准时机。如果当他杯酒尽欢，春风得意之时，你说要去帮他不但毫无益处反而还会落个巴结奉承之嫌。但当他身处逆境，渴求支援时，你就该毫不迟疑的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这样，你自身的信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自此以后，“天顺祥”便深得朝廷的信赖，慈禧太后本人也是对王炽青眼有加。清廷后来更是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的名义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为王炽专门建坊旌表。

三代一品诰封石碑坊

石碑坊边柱上的对联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德蕴财，做了许多造福百姓，惠及乡民的善事。捐资扩建修缮虹溪书院，开设义社以备振灾扶困。复见有的举子因囊中羞涩而难以进京赶考，就豪气干云地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全部开销。再至后来，王炽见大渡河船渡常常淹没人马，涂炭生灵，便捐献巨金锻造了13根铁索修桥，让往来过客都得以安全顺利的过江。

　　除了多行身边之善举，王炽还很有远见的开始着手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进而联合了当地富绅筹办了“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兴办地方教育的“基金库”。“兴文当”中的钱将用于资助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后的云南经正书院与如今的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过“兴文当”的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高中状元，王炽闻讯之后万分欣喜，立马将“兴文当”中钱款一分为二。一半嘉奖予袁嘉谷这位云南省的第一位状元，另一半则在拓东路修建起了一座气势非凡，享誉全滇的状元楼。

　　一直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的王炽又兴办东门私塾，让家乡的孩子们都有书可读，同时也拥有了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机会。后来，王炽又出资，在云南省城设立了牛痘局，为全市百姓免费接种疫苗。这一善举不知让多少人从此远离了天花之苦，真可谓善莫大焉。都说乱世出英雄，王炽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乐善好施，爱国惠民的非典型性英雄。

钱王留下的启示与反思

王炽于1903年12月28日在昆明“同庆丰”商号走完了自己六十八个春秋的人生路途。但他从商的智慧，怀仁的善心以及济国的情怀都值得我们永远珍存与铭记。

　　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崎岖与坎坷，命运一开始并没有赐予他一副好牌，但王炽却经受住了种种苦难的考验，以独到的眼光，坚守的诚信以及仁德的经商理念成就了自己一代“钱王”伟业。在王炽的经商理念中，“仁”是其中最重要的精髓所在。仗义疏财的王炽对自己却要求甚严，力倡节俭。即便已经成为了“钱王”的他依然如从前那般亲自总理同庆丰、天顺祥全国号务，不舍昼夜，从不懈怠。许多事情都是互为因果的，所谓“种善因，得善果”也正是如此。

　　繁华一世又几许，叹作过眼烟云。富贵今生亦何如，笑对绿水青山。王炽和他的“天顺祥”已被裹进了历史风尘仆仆的衣兜里。虽然已有许多人将之遗忘，但总有更多的有心人将之铭记在心底。这种铭记是一种对王炽人格魅力的朝拜，不为他手中那铺天盖地的财富，只为他那颗忧国忧民，毫无保留的仁心。

　　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胡雪岩的阜康号与云南王炽的天顺祥，浙江严信厚的源丰润等南帮票号共成立了7家，晚清几次风潮后，只剩天顺祥一家了。共同原因在于南帮票号与政府官员过从甚密、高杠杆地利用官款，因而一旦遭遇官款挤兑就难逃倒闭的命运，这也是天顺祥商号留给后续商帮的启示。对今人而言，面对这样一位爱国忧民扶危济困的仁商，其故乡功德牌坊周围建筑杂乱横陈、祖屋破败不堪、祖坟被掘一空，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零乱的钱王墓地

本文曾在《中国钱币界》发表，本文标题编辑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