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享东 川锭博物馆 2017-07-17

钱庄的萌芽与兴盛都是集中在商业繁华地区。据清同治四年（1865）的《重修正乙祠碑记》所述，作为浙东人在京经营银钱业的同行会馆“正乙祠”始于康熙六年（1667）。由此可断定钱庄概念出现至少远早于康熙六年。在清末民初，钱庄是与票号、银号、银庄、银铺、当铺并存的一种信用机构，是晚清民国历史上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庄和银号实质上本无差别，区别仅在地域及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称都有；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银号。钱庄具有不同于现代金融企业的一个特色，即不以股本为限，而是由股东负无限经济责任。

　　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合伙制是钱庄资本组织方式的主流。也有少数官办钱庄，如清末长沙就有两家官办大钱庄：一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成立的阜南钱号官局，戊戌政变后即停办；二是宣统三年（1903）元月成立的湖南官钱局，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一般小钱庄在钱庄业发达的上海地区又划分为元、亨、利、贞四等。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转音，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日用杂货。

　　乾隆（1736—1795）至同治（1862—1874）为钱庄快速发展阶段；光绪（1875—1908）达到顶峰，在清光绪通宝上出现的背元亨利贞套子钱（图1）也说明当时钱庄业的兴盛； 

清末至民国初期短暂衰退；民国前中期恢复至较高水平；其后彻底衰落。钱庄银锭是钱庄参与民间金融的主要承载体，顾名思义即是由各钱庄按一定标准和特定形制改铸或倾销的银锭。多数钱庄最初只是适应当时银本位和钱本位并行在商业交易和收支上的兑换需要，做制钱买卖生意赚手续费，后来基本上殊途同归皆由兼做银锭倾销发展到代办收交和存放汇兑业务，更有其他商号也兼营兑换银钱业务而成为钱铺业的“泛钱庄”，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山西大学魏晋在《清代至民国钱庄发展变迁研究》中提出的，与我在本刊商锭系列首篇《类川锭之谜》提出的“类川锭”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民间商用银锭在铭文上较为随意，多是以商号镌名，钱庄银锭亦然，除部分钱庄在锭面上镌明庄名外，很多常见的商号锭虽然无钱庄字样，但查证史料可知有的其实即是钱庄锭。下面介绍一些四川商锭中比较典型的钱庄锭。

金玉曾满堂，终作梦一场 ──  同生福钱庄的荣光与沉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现的同生福钱庄(图2—5)是由汤子敬在重庆创办的，位列重庆四大钱庄：同生福、信通钱庄、永生钱庄、义丰钱庄之首。 

【同生福】 宽57.5毫米 高49.8毫米 重348.3克;宽57.8毫米 高50毫米 重342

【同生福】宽57.2毫米 高52.9毫米 重347.8克;宽56.9毫米 高51毫米 重351

汤子敬，江西临川人，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离开家乡来重庆在同乡谢亿堂开的谢亿太布店作学徒，后被谢家招为女婿，光绪二十五年（1899）带着分得的八万两银子，创办了两个企业：一是经营匹头棉纱的“聚福厚”商号，另一个即是同生福钱庄。前者兼做鸦片生意，既是汤子敬赚钱的阵地，也是钱庄赚钱的对象，他利用江西土客来四川收买鸦片的机会，在资金周转上支援他们。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每次搭上一两挑土，请土客代购代销，业务日渐发展，获利丰厚。在这一连串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汤子敬深谙利用别人的钱来牟利和“钱生钱”的道理，先后开设了源远长、正大昌、德大水、正大永等钱庄；聚福厚、德大昌、德大合、大昌祥等匹头、棉纱字号；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厚银朱丹粉作坊等10多个具有规模的企业。到了宣统元年（1909），大家就都称他为“汤十号”。成为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

【同生福】宽58毫米 高51毫米 重335

【同升福】宽56.9毫米 高49.9毫米 重350

民国14年（1925）先后创办了七家永美厚银行分行，民国17年（1928）出巨资协助四川军界重要人物刘湘将重庆镇改建为“重庆市”，他的这一贡献，在重庆市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民国25年（1936）汤子敬与四川袍哥老大范绍增联合创办了“四川商业银行”，由汤子敬出任银行总经理。又与刘湘的亲信刘航深共创“川康殖业银行”，由其子汤壹峤出任经理，并将四川商业银行并入川康殖业银行。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颁发的法币大幅度贬值，汤子敬的同生福钱庄在此动荡时期，受到法币贬值的影响，亏的只剩1万元资金。民国28年（1939）被迫将同生福钱庄牌照易人。

蜀道多险阻，何计凤栖梧 ── “类川锭”与钱庄锭的宿缘

民国元年（1912），全国钱业商铺总的情况：官钱局约50家，票号约130家，银号、金店、炉房等钱业商铺分别为283、44、29家，钱庄则为3829家。但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注：资料来源于《清代至民国钱庄发展变迁研究》，作者魏晋

由此可见，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民间信用机构在当时处于较落后的状态，这和川商的地域人文特色有极大关系，如果说京商官气，津商洋气，晋商大气，徽商文气，川商则是和气。天府富庶，蜀道艰危，造就了川商不愿出川，富而不儒，视野不宽，小富即安。即便在四川境内重庆的钱庄也多过成都，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印的《四川考察报告书》所述，四川钱庄于民国初年代票号而起，“计全盛时，渝（重庆）、万（县）二埠各有五十余家，成都方面亦不下三十家‥‥‥惟频年川乱无已，百业衰微，信用放款，渐不可持”。使得川商失去了吸收外部信息，创新求变，做大做强的机遇。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上海钱庄史料》记载：民国三年（1915）上海钱庄客帮(申庄)录属于四川帮的钱庄有：

裕和通  同德丰  天锡生  巨福隆  大昌祥  裕增祥　德和恒  瑞  生  会  记 广益祥  同升恒  聚兴诚　聚福厚  瑞泰成  洪寿森  至诚明  源昌贞  同寿恒　致和长  万懋正  谦泰和

这也印证了 “川内是条虫，出川是条龙”这句对川人流传甚广的评价。反观川内除了前述同生福钱庄具有较大规模外，其他大的钱庄大多是客庄，如重庆四大钱庄中的永生及义丰。成都地区的钱业则主要由陕商控制，在商锭系列下一期《陕商入川》中再详细介绍。本地钱庄规模都不大，史料鲜有记载，如民国十九年（1930）西康扶康钱庄（图6）、成都的公济钱庄、阆中土生金钱庄(图7)、威远县人曾俊臣设的荣大钱庄等。

【扶康钱庄·西康·民国十九年】宽57.8毫米 高51.2毫米 重352

阆中土生金钱庄

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调查，在成都有26家钱庄，其中知道是军人资本的起码有八家。根据银锭实物考证，以下都是“类川锭”性质的钱庄锭，予以一一介绍：

　　荣记钱庄,是明末浙江布政使耿名世后人耿筱琴在清末于上海周村创建庆和永药材批发庄和德庆银炉，逐步发展成为资金达数十万两白银的民族资本家。并于三十年代在全国各地分设庆和东、庆和恒、庆和长、永记、庆和堂、庆和义、庆和公、公记、同和、庆祥、永丰、德庆、庆源、荣记等分号或批发庄，业务遍及全国；

荣记钱庄 宽58.8毫米 高50.2毫米 重348.6克; 宽61毫米 高51.2毫米 重358

福泰，民国十二年（1923）新设于上海，属北市汇划庄，资本10万两白银，主要资东是叶鸿英和吴耀庭，民国二十五年（1936）歇业，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重新复业直至解放后；

【福泰·福泰】宽59毫米 高52.5毫米 重367

福源，福源钱庄民国八年（1919）设于上海，属南市汇划庄，初名协源钱庄，资本30万两白银，主要资东是程笏庭，由鼎鼎大名的秦润卿督理，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秦润卿也据此长期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在整个上海金融界享有很高声誉；

【福源足银】宽56毫米 高50.6毫米重365

聚丰隆，是民国初年山西商帮在西安设的36家钱庄之一；

【聚丰隆·聚丰隆】 宽59.2毫米 51.8毫米 重371

华记，是民国七年（1918）福建华侨在厦门开设的钱庄之一；

【华记·华记】 宽59.5毫米 高52.8毫米 重362

晋丰，是抗战结束前尚存于天津的洽源、瑞生祥、德瑞、和济等八家银号之一；

【晋丰】宽61毫米 高50毫米 重376克

裕顺长，史料记载民国四年（1915）初湖南钱庄多达1236家，尤以长沙最为集中。“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前4名，号称“四大金刚”。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全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四大庄中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这些钱庄在上海、汉口都设有分庄，也称“申庄”、“汉庄”。

【裕顺长·裕顺长】 宽59毫米 高52.2毫米 重350

狂风拂瀚海，惊鸿照影来 ── 钱庄银锭的迷踪

研究历史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就是依靠史料记载、实物证据和逻辑推论，对四川商锭的探究理应如斯，面对大量的四川商锭实物，我们不能局限于史料的困扰，应更重视对川锭实物的研究来作进一步推断。

　　在四川商锭中，铭文“公记”的银锭最为常见，存世颇多，还有汉源公记、成都公记（图15）等，史料有载上海及北京均设立过公记钱庄，大量的公记川锭在四川省内存世流通，说明公记商号绝非一般意义商号。民国资料记载，四川公记参与了富荣厂岸盐商的经营，因此，公记也是盐商锭。当然标有成都公记、汉源公记等或是经营其它行业的商锭，毕竟以前大的商家都是靠多元化经营发展壮大的。

【成都·公记】 宽55毫米 高48.5毫米 重333

在前文中我们将钱庄（银号）、银铺、银炉、银楼纳入了“泛钱庄”的大概念，但实质上还是有较大差别，后三者主要在于铸造、倾销和兑换业务，钱庄在此范围外更多还在于他的存放汇等信用业务。笔者藏品中有兴康分金炉、恒发银炉、钰源炉、福兴炉、金生炉和义厚生炉房（图16）等银炉铭文银锭，上述炉名锭都不属钱庄锭，但下面这个义厚生（图17）铭文锭，我认为极有可能是钱庄锭，因为银炉在铸造倾销银锭中也发现了经营钱庄的丰厚利益，有很多银炉纷纷转型涉足钱庄业务，保留了原商号除却了炉名，关于这一推断符合钱庄业发展逻辑但有待挖掘史料来佐证。

【义厚生炉房】宽60.2毫米 高52.1毫米 重358

 【义厚生】宽58毫米 高53毫米 重373

利用信，这样极具信用特色的川锭铭文会是属于钱庄锭的一个独特符号吗？水墨需要留白，诗词需要情怀，而我们则需要被疼爱，这些所有的种种都是这人世间至真至美最好的存在。而这样的美感同样也可及于钱庄锭所隐藏的万千秘密中去。 

【利用信·利用信】宽59.2毫米 高50.2毫米 重378

这些秘密就像无尽夜空里闪烁着的繁星那般迷人却又寂寥。它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有缘人为它们深深填满那伶仃的孤影，再轻轻地抹走,那方才拭去复又将垂的泪滴。

参考资料

1、上海人民出版社《钱庄史》陈明光著；

2、《清代至民国钱庄发展变迁研究》魏晋；

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上海钱庄史料》；

4、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话说川商》梁凌等著；

5、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通史》卷七，何一民著。

本文曾在《中国钱币界》发表，本文标题编辑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