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 川锭博物馆 2017-07-06

陆军第29军死守宛平城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本土及海外华侨组织，先后成立了两千多个＂抗日救国＂团体，并迅速积极开展了援助祖国的抗战活动。

抗日救国永生合

川锭上＂抗日救国＂戳记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面见陈嘉庚（原同盟会海外主要成员）,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开展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4日），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接着，马来亚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全国各地抗日救国会捐款收据

1938年，菲律宾华侨建立的抗日救亡组织—援助前敌委员会以及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之后，南洋各地45个华侨团体，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总会下设分会68个，所属团体遍布南洋各国。“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同年（1937）夜，纽约全市华侨团体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日救国的华侨团体。这些组织都在未来的对日抗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国內所成立的＂抗日救国＂组织更是不胜枚举，敝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得壹十两银锭，双章＂永生合＂后复加一戳＂抗日救国＂，其意义非常明显，即是当时爱国志士捐给抗日救国委员会的捐赠之物，委员会收入后复加一戳记暂列为委员会的财产，待日后上缴或使用，该锭发现于云南方向，到底是云南省的抗日救国委员会亦或是缅甸、泰国等方向抗日救国委员会的东西，目前已经不可考，但却为我们后人留下一个不可多得的时代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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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期间大小战役不下数千回，但是有个关系民族存亡的战役就不得不提，那就是发生在湖北宜昌的石牌战役，1943年5月，日军攻陷宜昌。25日，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第十八军负责戍守石牌要塞，军长方天又以第十一师胡琏部守备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其中有被称为“钢铁猛兽”的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纯野战部队的第十一军，一共十万兵力直面扑来。

陆军第十八军徽章

在此关键时刻，从重庆传来蒋介石5月26日颁行的手令。蒋氏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我三军将士斗志倍增。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阵地上，亲临指挥。

南林坡阵地是日军主攻目标。我守军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官兵奋勇抵抗，战至黄昏时分，敌军接连发起5次冲锋。右翼九连阵地首先被敌攻占，左翼八连阵地继而也被敌突破，连长阵亡。然而，配有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第七连阵地始终坚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敌射击，予敌重创，阵前陈尸数百。七连官兵伤亡也重。第二天黎明，日军又向七连左、中、右三方进行夹攻，也被我军击退。日军对我南林坡正面阵地屡攻不下，遂于上午9时出动飞机5架次，同时搬来直射钢炮数门，对我七连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周围树木被扫光，山堡被炸平。迫击炮炮手全部牺牲，重机枪排死亡惨重，技术兵幸存无几。第三天，日军一部在飞机支援下，继续向我第七连阵地攻击，掩体和工事破坏殆尽，但该连余部仍顽强坚持战斗。第四天即5月31日，第七连奉命撤离南林坡时，全连仅剩下20多人（连建制约120人左右），官兵伤亡达四分之三。在石牌保卫战的日日夜夜，第七连自始至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

5月29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经余家坝，中午进至曹家畈。遂兵分两路向牛场坡、朱家坪我十一师阵地大举进犯。日军一路由彭家坡迂回牛场坡，另一路从响铃口、柏木枰向牛场坡正面攻击。我军与数倍于我之敌在牛场坡激战竞日。日军为了攻占主峰大松岭，在飞机支援下，向我坚守主峰阵地第十一师的一个连发起数次冲锋。当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电话里传来胡琏师长的声音：“弟兄们，积极报效祖国，死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我十一师官兵痛击下，日军颇多伤亡，该连亦伤亡过半。终因众寡悬殊，我军撤离牛场坡。由于失去屏障，5月30日朱家坪被敌攻占。

国军大刀队

与此同时，日军第三师团另一部越过桃子垭，向桥边南之天台观一线我十八军暂编第三十四师阵地进犯。天台观是我军这一带的制高点。这天，日军沿点心河从天台观背面向我军攻击，企图夺取天台观。当敌进至点心河时，即遭到我军阻击，一举毙伤敌300多人。日军无奈遂转攻王家坝，又遭我军分头迎击，无法进展。这时，第三师团的中火田部队前来驰援，卡断了天台观与大军的联系。守卫天台观的暂三十四师一排战士，临危不惧，死守阵地，与敌顽强拼搏。日军几攻不下。又调来飞机助战。我一排战士聚集在冬荆树下坚持战斗。

飞机竟把冬荆树炸成秃桩，山头土翻几层，然而勇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肉搏，予敌重大杀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攻下天台观后，骑兵队突入窄溪口，又遭到我龙家岩阵地守军迫击炮的攻击，迫使敌骑落荒后撤。不久，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强行通过窄溪，向八斗方我十一师二线阵地突进。

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自日军进入我石牌外围主阵地后，由于这一带丛山峻岭，其步兵仅能携山炮配合作战，抵挡不住我军之打击。于是便用飞机轰炸以代替炮击，每天保持9架次飞机低飞助战。到了5月30日，越来越多的日军突破外围防御，开始强攻石牌要塞。敌在空军掩护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阵地猛攻，只要有一点空隙，日军即以密集队伍冲锋，作锥形深入。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争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其英雄气概可见一斑。几个小时之内，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就要被决定，而胜利的天平似乎又在向日本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中日两军士兵开始上刺刀──他们已经近到能够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庞了。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中日两军的士兵正端着刺刀冲向彼此。

残酷的白刃战

我十一师官兵在胡琏指挥下奋勇作战，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曾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不是双方停战，更不是休息，而是仗已经打到无法开枪的程度了，敌我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战，他们在拼刺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就此爆发。攻击三角岩、四方湾之敌1000余人，为争夺制高点黔驴技穷，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我军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将敌歼灭殆尽。八斗方之争夺，是这次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敌每一寸土地之进展，必须付出同等血肉之代价。两军在此弹丸之地反复冲杀，日月为之黯然失色。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

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这是当时战役的真实写照。《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描写在这场白刃战中战死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在那个残酷的午后，无数壮士的鲜血浸透了长江南岸的土地。三个小时没有枪声的拼杀后，白刃战落下了帐幕，1500名中国士兵静静地躺在中国最美的江山中。他们曾英勇地战斗，此时却安静、腼腆，犹如他们短暂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中国军队的阵地没有丢失，败退的是日本人。

在石牌外围拼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第十一师师长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在石牌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我军就是凭这股精神与敌搏杀。

5月31日，在石牌大战的最后时刻，石牌要塞的江防军官兵，除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军舰船溯江而上与日本陆军协同外，他们坚守炮台战斗岗位，沉着应战，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临危不惧，决心与炮台共存亡。

江防军与水雷

由于守军意志坚决，日军久攻石牌不下，损兵折将惨重，士气和信心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向东撤退。石牌要塞虽历经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峡之滨，固若金汤，如同一座铜墙铁壁。此次石牌大战，我军打死打伤日军达7000人，缴获器械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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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期戒

在这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日本陆军所向之处，虽然也大多遇到过顽强的抵抗，但在日本军队一浪一浪的强攻之下，都是以中国军队的最后撤退为结局。然而就在这小小的弹丸之地，中日双方军队并无天险阻隔，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国军队在数量超出自己的日本王牌陆军面前像钉死在石头上一样，一步也没有后退。在石牌，中国军队神话般止住了败绩，是石牌成就了这支忠勇之师，挽救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希望。我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1942年在四川省成都分校（西校场）毕业后随即分发至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的挥下，所以他是亲临参与了这场战役，父亲腿中的炮弹破片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所负的伤，一直到父亲过世前仍是坚持不愿取出，父喻＂疼在我的肉上、却永远记在你们的心里、要永远记住民族的痛＂，当年十一师胡琏所率领的军官团当时都立下了诀别书，决心以身报国与阵地共存亡，作为军官团的一份子当然我的父亲也不能例外，父亲将诀别书及黄埔军校17期的期戒一并托人送回河南老家，可是战后才知道家中并没有收到此信，当然戒子肯定也是石沉大海了，之后父亲辗转来到台湾一直托人找寻那戒子的下落都无结果，我们联系黄埔军校希望翻铸一个父亲却一直未能首肯，一直到见了6月3号上海华宇的拍卖图录后，我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心想这东西花多少钱都要拿下，虽然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也不知道这个遗落在祖国的黄埔17期戒指是不是同一个，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们后辈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见了这个戒指忆起父亲从小对我诉说的故事，并借由川锭引证当年大时代的历史，故特书此文与大家共同分享！并谨以此文献给为祖国一生戎马的父亲。

—— 愚儿敬上